6徐红亮栾少湖--法治--人民网

时间:2019-09-10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12月29日, 刘某某在山东省德州市杀害被害人窦某,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1年1月4日,刘某某在山东省泰安市持枪杀害四名人民警察,且非法持有、弹药,应当追究其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弹药罪的刑事责任。一审判决被告人 刘某某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弹药罪成立,判处其死刑。受山东省司法厅指派,栾少湖、徐红亮律师为被告人刘某某提供二审辩护。

  受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栾少湖、徐红亮在本案中出庭为涉嫌故意杀人、非法持有、弹药案的被告人刘某某提供二审辩护。辩护人认真查阅了本案一审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 刘某某、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

  一、被告人刘某某于2011年1月4日在泰安市持枪、刀行凶杀人,并致死五人、重伤二人、轻伤一人、轻微伤三人及造成多部车辆受损,社会危害严重。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正确。辩护人无异议。

  二、一审判决关于“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罪名认定不准,案件证据表明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其不应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一)被告人刘某某不具有杀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缺乏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方面。

  1、本案中,林依晨男友隐瞒年龄致分手 澄清:是听算命先生的,刘某某与被害人窦某某并不认识,且两人往日无矛盾和积怨,更无深仇大恨,仅仅因为被告人 刘某某的妹妹刘甲被打伤,完全不至于使被告人刘某某产生杀害被害人窦某某的犯罪动机,被告人刘某某仅是想教训被害人。刘某某供述:“从我妹妹刘甲被打,我三哥和我商量怎么办这件事,从没说过要杀死打我妹妹的那个人,只是想好好教训一下他。”一审庭审中, 刘某某当庭供述:“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上就没有想杀他,只是想着教训他”、“没有想过(杀死他),只是想教训他,让他长个记性”、“教训就是狠狠的揍他一顿,打他一顿”。从 刘某某供述案发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看,足以说明其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

  2、在共同犯罪意志下,被告人刘某某及刘乙均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刘某某供述:“我知道刘乙跟我说妹妹被打伤的事,就是让我去找打我妹妹的人揍他去。”刘乙供述:“我觉得 窦某某太狂妄了,我就想叫人收拾窦某某一顿”、“我让刘某某来的意思就是让他教训窦某某”。因此,两被告人之间无故意杀人的意思通谋,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3、行为实施后,被告人刘某某的言语充分证实其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刘乙供述:“走了一段他说‘这小子还跟我动手,还挺猛的’然后他又说‘坏了,有点过了’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家。”被告人 刘某某认为“有点过了”,说明其当时已经意识到行为超出了主观意志之外,可能出现无法预见的结果,即行为的主观目的是教训一下窦某某,而非杀死被害人。

  4、本案的起因在于刘甲被窦某某打伤,而刘甲并未要求被告人刘某某杀害窦某某,相反其极力劝阻刘乙欲实施的“教训”行为。刘甲证实:“我被打那天我三哥就说想报复姓窦的去,教训教训他,被我劝住了,说别在惹事了。”刘甲间接证实了本案的报复行为仅限于“教训教训”,而非故意杀人罪中的“杀害”。

  (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依法认定被告人刘某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区别这两罪的关键就在于两罪犯罪故意的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的故意内容是剥夺他人生命,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内容只是要损害他人身体,并非剥夺他人生命。即使伤害行为客观上造成被害人的死亡,也往往是由于行为时出现未曾料到的因素而致打击方向出现偏差,或因伤势过重等情况引起。根据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总结,普遍认为要准确查明行为人的故意内容,应根据发案原因、行为发展过程、犯罪工具、打斗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强度、打斗情节,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关系、致人死亡的原因、行为人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界定行为人故意的内容是杀人还是伤害。

  就本案而言: 1、从案件起因看,刘某某无故意杀人的犯罪动机。被告人刘某某与被害人并不认识,素来无深仇大恨或积怨,仅凭刘某某的妹妹被被害人伤害,被告人刘某某便行凶杀人的犯罪动机可能性极小。因被害人 窦某某与刘甲之间的矛盾,不能推论出刘某某杀人的犯罪动机。前已述及,此处不赘述。

  2、从其使用的工具看,被告人刘某某无故意杀人的主观目的。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刘某某涉嫌非法持有、弹药,而且持有便携式的小口径运动手枪,如果其意图杀害被害人 窦某某,则其完全可以携带去“教训”被害人。对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来说,无疑比刀更为方便、直接、杀伤力更强。但刘某某并没有携带其藏有的,从这点看,其在实施本案之前,并非想杀死被害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刘某某带刀到案发现场,是为了防身,并非用刀杀人,且是把尺寸不大的刀。

  3、从伤害的部位和行为有无节制看,被告人刘某某并不愿杀死被害人。被害人身上的刀伤创口有三处,除一处伤及被害人胸部外,其余是左臂、左锁骨,表明被告人刘某某并未特意专往要害部位打击,以追求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一般情况下,故意杀人的,总要朝致命的部件打击;而故意伤害的,往往是不选择部位,甚至有意识地避开要害部位,特别是直接故意杀人的,往往没有节制,不致被害人于死地不住手,而伤害犯罪的行为人往往比较有节制。此外,刘某某供述其捅了被害人两刀,如果其有故意杀人的目的,完全不至于在捅刺两刀后立即停止。因此,被告人刘某某伤害故意明显,而无杀人犯罪的主观故意。

  4、从打斗前的行为看,被告人刘某某有机会而未直接剥夺被害人的生命。根据被告人刘某某在侦查阶段和一审庭审中的供述,在 窦某某停车的车库,其到达被害人窦某某的身后先是咳嗽了一声。若刘某某想要杀害被害人,其根本无必要通过咳嗽来提醒被害人,则其可以直接实施杀人行为。由此看来,被告人刘某某并不想杀害被害人窦某某。

  5、从致命伤的形成看,该伤非被告人刘某某故意所为。被害人窦某某转身后,直接拿桶砸被告人刘某某的胳膊,而刘某某不知道桶后面还有什么东西,这时候便摸出刀捅了过去,该行为有别于被害人 窦某某转身后刘某某直接对其捅刺的主动伤害行为,更有别于故意杀人行为。一审法院并未查明被害人的致命伤系第几刀所致,而该事实直接影响在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之前“原因行为”的正确认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指没有离开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也没有离开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本案被害人致命伤的形成对被告人 刘某某来讲具有偶然性,但缺乏故意杀人主观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被害人死亡这一结果出现的必然性。因此,从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看,也应认定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非故意杀人行为。

  6、从证人证言看,被害人有主动的打斗行为。证人窦凤阁证实:“当时我听到我父亲在我住的卧室北面房后喊了一句‘让你再偷车’”。该证人证言直接证明案发当时,被害人并非被动挨打,而是主动实施了其主观认为是打击盗窃车辆的行为。无论被害人主观如何认识自己的行为,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对被告人刘某某实施了打击行为,且这种打击行为并非被动的反抗。

  7、从行为实施完毕被告人的表现看,被告人刘某某伤害的故意明显,而非故意杀人。被告人刘某某实施伤害行为后,在离开案发现场的途中便对其哥哥 刘乙说“坏了,有点过了”,该行为充分证明刘某某并不愿致被害人窦某某死亡。前已述及,此处不赘述。

  人的意识和意志作为心理现象,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是由人的意识和意志支配的,是意识和意志的客观化的外部表现。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刑法的内在生命,是刑事立法、司法的一条贯彻始终的中心线。本案中,不能单纯因为被害人 窦某某的死亡,而唯结果的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在主观上具有杀人的犯罪故意,这样有悖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应当综合本案事实、证据,客观、理性的认定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目的和性质。

  (三)公诉机关未提供本案的重要物证,且现有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对“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单独量刑应留有余地错。

  公诉机关未提供本案最为重要的物证——刀,且现有关于该物证的证据存在矛盾。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 刘某某实施本案的工具为刀,虽然被告人刘乙详细供述了其对作案工作的处理方式、时间和地点,但是公诉机关却未能提供该重要的涉案物证。此外,关于涉案工具的特征, 刘乙供述:“是一把不能折叠的单刃匕首,黄镀铜塑料把手,刀把上有饰品,刀把加刀刃有20公分长,有个刀鞘,这把刀是刘某某带来的。”刘某某则供述:“单刃的刀,刀尖有点弯,刀身和刀把有四十多公分长,刀把包的是黄铜,刀把的后头镶的有个绿色的玻璃。”很明显,两被告人对该物证大小、材料的描述存在明显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是指:(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六条规定:“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对物品的特征、质量、名称等注明是否清楚。”本案一审判决在认定被告人 刘某某故意杀人罪名成立时,并未达到上述证明标准。因此,在现有证据条件下,无法认定被告人刘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更不应就该事项单独判处刘某某死刑,在“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的量刑中应留有余地。

  从本案事实及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来看,在“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中,被告人 刘某某基于一个独立的犯罪目的,实施完成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该行为不依附于任何其他行为,且《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可以对该行为进行独立的评价及处罚。区分不同案件、分别进行定罪量刑便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增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的说理性。因此,辩护人建议依法对被告人所参与实施的“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进行单独的定罪量刑。

  “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中,缺少重要的物证、且被害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请二审法院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规定“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因被害方过错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依法对本案之“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部分不单独对被告人刘某某适用死刑。

  今天我们怀着一种极其沉痛的心情参加本案的庭审,被告人刘某某因其罪恶行径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作为辩护人,无论是悲伤、沉重、愤懑,抑或是扼腕,我们都必须依法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虽然“德州12·29窦某某被害案”部分的定性不能代表本案的全部,但我们坚持为罪名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而提出符合客观事实的辩护意见。相信本案会留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更会留给被告人 刘某某及其亲人、后代刻骨的印记,特别是刘某某那个三岁的女儿,还有被害人窦某某的亲人、后代。在民间,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死留下的“感情屏障”往往是极不相同的,我们不愿看到法律的适用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不公”或“仇恨”的种子,我们期待法律的适用能够消弥分歧与误解、恢复秩序与和谐。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关注人的感受、注重人的成长,推进社会和谐,这是能动司法的应有之义。但愿在能动司法理念的指引下,人民法院能够重视辩护人的意见,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

  在结束本案的辩护之前,我们盘点了本案引发的许多思考,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痛定思痛,我们应该切实保障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认真研究本案、汲取经验教训,尽快清理《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务用枪配备办法》、《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中对人民警察配带和使用枪械的不合理限制,依法做到应配尽配、规范管理、合理使用,切实保障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更好的履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最后,请允许辩护人对手无寸铁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公安干警、协警队员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对英勇受伤的公安干警表示崇高的敬意,对无辜受伤的平民表示诚挚的慰问!愿世人以此案为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